东医宝鉴对中国的影响_对韩国《东医宝鉴》申遗的再思考

来源:中医针灸 发布时间:2018-08-08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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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韩国《东医宝鉴》申遗的再思考

    自韩国2006年用《东医宝鉴》一书申报“世界记忆遗产名录”时起,本人就一直充分关注并撰写了“由‘韩医申遗’引发的思考”一文,被《亚太传统医药》杂志(2006年12期)发表,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广泛的关注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,韩国《东医宝鉴》已申遗成功,本人怀着万千感慨,撰写了“再思考”一文,供所有关注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各界同仁参考。

    正本清源--

    “韩医”原是“汉医”

    韩国文化遗产厅2009年8月初宣布: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7月31日凌晨将韩国申报的《东医宝鉴》初刊本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。

    这是韩国在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项目时的概述:

    “《东医宝鉴》,东方医学理论与实践(大韩民国)。韩国1613年编纂的一部医学知识与治疗技能的百科全书,是由许浚受国王旨意,集众医家学者之力,主持编著而成。该项工作说明了东亚与周边地区医学的进步。作为一种卫生保健体系,她发展了预防医学和国家公共卫生理论,直至19世纪前,这一思想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进性。”

    据考证,《东医宝鉴》于公元1595年编写,成书于1610年,刊行于1613年(朝鲜李王朝宣祖及光海君时代),是时任太医许浚等人历经14年编纂而成的一本医书。该书主要选集了我国80多种医学典籍分类编纂而成,如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、《证类本草》、《圣济总录》、《直指方》、《世医得效方》、《医学正传》、《古今医鉴》、《医学入门》、《万病回春》、《医学纲目》等,其中亦有数种朝鲜《医方类聚》、《乡药集成》等医学书籍。

    《东医宝鉴》全书23卷,全部用汉字写成,分为内景篇、外形篇、杂病篇、汤液篇、针灸等5类。每卷又分子目,载有各种病症的病因,证候治法,药物及经络、针灸等相关内容,共计104项。

    总体来说,《东医宝鉴》90%以上的内容均辑录自中国中医著作,并非原创。该书的贡献主要在于推动了中国中医药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,但它并不是韩国新的医学体系产生的标志。所以,该书的准确定位,应是一批有作为的朝鲜专家学者怀着谦虚的心态学习中医后,从中医的文化中汲取养料所编纂的一本中医集成读本,以方便朝鲜人更简便地了解和学习中国中医药学的知识,更好地为朝鲜人民服务。

    因为明代中国中医十分发达,医学典籍众多且各家学说较为繁杂,朝鲜人学习起来十分困难。该书主要作者许浚,以中国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为指导,以济世活人为理念,并在明朝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完成《东医宝鉴》的编纂工作。从其书名来看,他对中国中医充满了敬意,书名提到的“东医”,即指“中医”,朝鲜沿袭至今。所以,《东医宝鉴》用现代的白话文来讲,大意就是“汇集东方医学的宝贝,是我们从事医疗活动所倚重的一面镜子”。

对韩国《东医宝鉴》申遗的再思考

    中国中医典籍

    向古代朝鲜的传播

    早在公元前一世纪,汉武帝刘彻在朝鲜设立“汉四郡”时,中国医学就开始传入朝鲜。公元514年,针灸术传到朝鲜。公元541年,梁武帝应朝鲜百济王之请,派遣博士、工匠、画师等赴百济传播经义、阴阳五行理论及药物知识;公元561年,苏州人知聪携内外典、《本草经》、《脉经》、《明堂经》等164卷赴日,途经高丽,居留一年的时间,传播中医学,促进了中医学在高丽的发展。公元693年,新罗置医学博士2人,以中国医书《本草经》、《甲乙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针经》、《脉经》、《明堂经》、《难经》等教授学生,后又增加《新修本草》。不久中医的其他典籍如《伤寒论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方》和《外方秘要》等医书也陆续进入新罗;公元796年,唐朝为普及民众的医药知识,颁行《广利方》一书,令各郡、县抄写流传。新罗得知后,即派使节向唐朝索求此书。

    两宋时期,即公元960年~1279年的三百多年间,是两国民间医学交流史上的高潮时期。两国不仅互派使节、互赠医书,还有许多中国医生赴朝行医或教学,从而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。宋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高丽国遣郭元使宋,次年真宗赠送《太平圣惠方》100卷让其携归。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高丽使者任懿、白可信回国时,宋徽宗赠送《太平圣惠方》100卷和《神医普救方》100卷。同年,又赠送高丽使者吴延宠《太平御览》1000卷。不久,《图经本草》和《和剂局方》也传入朝鲜。

    朝鲜不仅收藏了大量从中国传入的医书,而且进行翻刻出版,使中医学在该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。11世纪中叶,高丽刻了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、《本草括要》、《张仲景五脏论》、《肘后方》等中国中医学书籍。高丽高宗十三年(1226年),朝鲜医家崔峻以中国的《本草经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素问》、《太平圣惠方》和《圣济总录》为基础,编纂了《御医摄要方》一书,更进一步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。

对韩国《东医宝鉴》申遗的再思考

    明清时期,朝鲜作为中国的附属国,频繁地向中国派遣大使、进贺使、谢恩使等使臣团,而中国也相应派出使臣回访。太宗十二年(1412年)八月,朝鲜朝廷将医书从百藏忠州府移至春秋馆时,其中有多部迄今已亡佚的医药书著作,如《小儿曹氏病源候论》、《五脏六腑图》、《新童秘要》、《广济方》、《陈郎中药名诗》、《神农本草图》、《王叔和脉决口义辨误》等,当初都是由朝鲜派遣使节到中国后,携带回国的。由于朝鲜“针灸方书鲜少,且无良医。凡有疾病,按图针灸,多不见效”,故在太宗十五年(1415年)四月,朝鲜派进贺使尹吴真入京请赐《针灸铜人图》,后于十月携带回国。朝鲜仁祖四年(1626年),仁祖在慕华馆为中国使臣举行送别宴,同时感谢中方赠予大量医书。

    来中国学习中医药知识的众多朝鲜人员中,绝大多数都有著书,为中医药在朝鲜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医家金礼蒙等用了两年多时间,对15世纪前的150多种中国医药书籍及其他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,于1445年辑录成大型中医类书《医方类聚》266卷。全书分为92门,收方5万多首,每证有论有方。此书收方量仅次于我国的《普济方》,是古代国外医家编纂的最大中医方书。书中引用的资料,除采用中朝两国前代医家著作外,还兼选了古代传记、杂说乃至儒、道、佛等相关书籍的内容,其中有不少我国已亡佚的医药文献资料。

    朝鲜光海君二年(1610年),太医许浚等编纂《东医宝鉴》23卷的成书与刊行,为中医学在朝鲜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    两国之间这些成功的医学文化交流,使得中国大量的古代医籍传到朝鲜半岛,并得到其医学界的重视,许多珍贵的中医古籍被妥善保存、大量收用与精心刊刻,从而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中医古籍。

    “韩医”是个伪命题

    古代朝鲜岛在汉民族医学的长期影响下,几乎全盘接受了汉民族的医学传统,以此作为本民族医学的基础,创造出适合于本民族实际的传统医学体系。

    不过,被称为“东医”的传统医学和韩国被改称为“韩医”的韩国传统医学,在总体上并未摆脱被朝鲜和韩国人称为“汉医学”的中医学的大框架。所以,“韩医”是个伪命题!因为,中医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引下,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和理论实践逐渐形成的医疗体系,不是一本《东医宝鉴》所能改变的。所以“韩医”要独立于汉医药学之外,本身是民粹思想在作祟,完全是一种妄想。仅在字面上将“汉医”改为“韩医”,是不尊重历史的伪命题,充其量不过是“阴虚火旺”的表现而已。历史就是历史,不可更改,今天不能,将来也不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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